根據(jù)一系列的實例,元代以來,各家的印章,名號相同,朱、白文相同,篆法相同,僅在筆畫的高低曲直有極細小的差距,已形成了普遍的現(xiàn)象。其所以如此,可能有兩種原因,一種是出于作家們的要求,一種是印人在章法上所表現(xiàn)的習慣性。至于只承認某些印章是真,所依賴的證據(jù)是什么呢?是根據(jù)圖章本身,還是其他因素呢?篆刻本身,有它的流派與特風格,這是認識篆刻的主要方面。但是,被用在書畫上的印章,作者與收藏者卻并不是專取哪一家或哪一派,而大多數(shù)印章,看來也無法認出它是出于某家刀筆。因此,從風格特征來作為辨認的依據(jù),就失去了它的效用而感到漫無邊際。而它的現(xiàn)象又都是大同小異,混淆不清,尤其在近代,利用鋅版橡皮版的翻制,相反地可以做到毫厘不差。
書畫所用的材料絹和紙對于書畫的斷代起著一定的作用。絹和紙的鑒別是鑒定書畫又一途徑。根據(jù)和國學者目前的研究,晚周帛畫和戰(zhàn)國楚墓帛畫以及稍晚時候的馬王礁漢墓帛畫,均是畫在較細密的單絲織成的,至今為止未見用雙絲絹的(即經(jīng)線是雙絲,緯線是單絲織成絹)。五代到南宋時期的絹,較前代有了發(fā)展和變化。從表面來看,除了單絲絹外,還出現(xiàn)了雙絲絹的形式。這種雙絲絹的經(jīng)線是每兩根絲為一組,每兩組之間約有一根絲的空隙,緯線是單絲。元代的絹總的說來比宋絹顯得粗了一些,不如宋絹細密潔白,并且還呈現(xiàn)出稀松的狀態(tài)。明代的絹總的看來也是比較粗糙。明代早中期有一種質(zhì)量較低較稀薄的絹,由于這種絹太稀薄不易落墨,所以書畫家往往先將其托上紙然后再進行書畫創(chuàng)作。紙的質(zhì)料是判斷書畫年代的又一標準。漢、晉古紙,所見都是用麻料,較多的是用麻布、麻袋、麻鞋、魚網(wǎng)等廢料的再生物,也有用生麻--北方用大麻、南方用苧麻。它的特點是纖維較粗,所以也難以作得精細,它無光、無毛、纖維束成圓形,有時見木素。
他曾經(jīng)鑒定上海博物館藏的王淵(13世紀末一14世紀中期)《竹石集禽圖》,從畫面的時代特點與個人風格來看,可以肯定是王淵的晚期作品。其次看其隸書款和“王若水印一墨妙筆精”二印,鈐印很好,紙張也符合時代面貌。再考究它的流傳經(jīng)過,解放前為上海周湘云所有,畫上的“張弧之印”則表明它曾為張弧舊藏。乾隆皇帝的印璽則說明它曾庋藏于清內(nèi)府,入內(nèi)府前又經(jīng)梁清標收藏,因為其上有“棠村審定”“蕉林”二二印。后看“八年癸丑”的年款,宣德八年(1433年)正好是癸丑,上距作畫時間約一百余年。作品的主要依據(jù)和輔助依據(jù)均一致,于是可以斷定它是真跡無疑。他的鑒定理念對其后的謝稚柳、徐邦達等人有著深刻的影響,這二位鑒定家對張珩的方法都有各自的理解與運用,自成一格。綜觀20世紀中國書畫鑒定界,張珩對于書畫鑒定學具有開山之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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